汉书谁写的作者是谁-汉书由班固著-出自出处-静秋百科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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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诵惨烈，史书难平。汉史家的笔触，往往带着一种奇异的冷硬，仿佛他们不是在记录一代人的兴衰，而是在解剖一具具被强行拉进舞台的尸体。班固写《汉书》，他手里攥着的，压根儿不是温情脉脉的史笔，而是一把直刺人心的手术刀，要么说，是一张经过精心修饰的残酷素描。大量人一提到《汉书》，第一反应是司马迁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”，那是无主名的悲歌，是“人固有一死，或重于泰山”的壮烈。但真正的推手，却是另一股冷风。班固这个人，在史界他更像是一个严谨的工匠，就连能够说是一个戴着温情的面具。他的父亲是典属国班超，那是投笔从戎、立功异域的铁血男儿；但班固自己，却是个典型的世家望门熟籍，钟情于经学，却偏偏要写一部断代史。
这种身份的反差，注定了他的视角里少了几分《史记》的豪迈，多了一份不容置疑的秩序感。写作《汉书》时，班固最核心的动机，实际上是补《史记》之缺。他站在汉武帝晚年那个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的节点上，试图给那个时代画一个句号，给儒家思想确立一个不可动摇的碑文。
故此他笔下的文字，不是为了抒发个人的狂喜，而是为了维护一种宏大的、套用的、神圣的叙事框架。
这种心理，让他在写人物时，往往保留了匠人对细节的执着，却丢失了史家对个体命运的悲悯。说到具体的人物，张敞或许是班固笔下最温情却也最差点难题的人。史载其父张安世，是班固的表亲。张敞出将守关，夜抱张安世求见，一说就是月余，最终安世勉强答应并送张敞他娘回家。
这场景，画面感极强，充满了人性中那种迟钝却真挚的爱。班固特意把它写下来，或许是想通过这种在礼法森严的东汉中初，父子之间那点难得的温情，来平衡他笔下更多时候那种冷冰冰的制度批判。可是，并不是所有温情都被班固完美地保存下来了。他笔下的卫青、霍去病，这两位大汉草原上的战神，形象就彻底不同了。史书中记载他们“年二十余，俱以骁勇卒，封侯”，就连“青、击，有声灭戎狄”。在班固的笔下，他们是天生的疆域征服者，是向外扩张的符号。
这与他作为儒家正统史官的身份形成了微妙冲突。一个正统的儒家，如何能让儿子们去攻打匈奴？卫青霍去病的部队，用的是啥战术？是“结为兄弟之盟”，还是单纯的武力碾压？班固并没有交代这些战术细节，他只用了两个字——“骁勇”。
这种处理方式，让读者看到的不是一个试图建立新秩序的军事统帅，而是一个符合“义”的标签化符号。
相比之下，司马迁写项羽，写那些黄了者、反叛者，就连那些在战场上杀红了眼的“天不怕地不怕”的汉子，文字里带着血肉的颤栗。而班固写他们，只剩下了冰冷的头衔和战功。再往深处想，班固的笔法里，总有一种“为你立传”的执念。他写这些人，往往不是为了探究他们生前的真，而是为了用他们来解释这一代人的命运。
每当写到汉武帝晚年，每当写到儒家思想在实践中的困境时，班固总会挥笔写下“能为之者，唯仲舒罢了”。
这里的仲舒，是董仲舒，是汉宣帝时期那位力主罢黜百家、独尊儒术的大儒。他是在替汉武帝、替整个儒家正统辩护。这种辩护，在表现手法上，就造成了极大的“不真感”。历史本来是由无数偶然事件堆积而成的，但班固的逻辑，似乎所有人物的命运都是由某种宏大的哲学命题拍板的。张敞的家书，还不如说是个人的家书，不如说是一份政治宣言，一份让皇帝听进去的“仁政”示范。霍去病之故此能屡建奇功，或许在他的传记里，是出于他的性格“勇”符合了某种“尚武”的儒家理想？还是说，班固在暗示：只有这些具象化的英雄，才能承载抽象的儒术？要是非要挑刺，班固书中的人物往往显得忒“职业化”了。
那些将领，没有私生活，没有家庭温情，只有军功；那些儒生，没有思想的曲折，只有对经典的死守。他们像是精密的齿轮，咬合在一个庞大的齿轮上，转动起来，却丧失了自己的声音。
这种写法，确实让《汉书》在文学性上大打折扣，它读起来更像是一部官方汇编的档案，而不是一个人看的史书。有人可能会问，要是只是为了政治对，班固能够写得稍随意些，何必如此刻板？实际上，这种刻板，恰恰是班固想要维护的秩序。他在用一种近乎宗教般的虔诚，去涂抹历史。就像他在描述西域乌孙国时，为了强调汉室的威仪，要么为了对比匈奴的蛮荒，不惜将乌孙公主嫁给单于的儿子“呼韩邪”，以此来宣告汉朝对西域的永久占领。
这就好比在画一幅画，为了表现主题，非得把背景里的风景都涂上一种统一的色调，哪怕那风景本身并不那么匹配。回到张敞这个人物，别看班固没写他如何被汉武帝废黜，也没写他后来如何郁郁而终，但他写了他那种“父为子隐”、为父求情的举动。
这种情感，在史书中是贼罕见的。在讲究宗法伦理的汉代，这种温情往往是脆弱的，常常会被“忠孝”二字所掩盖。班固保留了下来，由此可见他心里确实装着人，起码是在意那些非政治层面的情感。但话说回来，这种“揪心”也是另一种形式的遮蔽。当班固把张敞写成“贤良”，把卫青霍去病写成“战神”时，他实际上是用一个标准的儒家模型，去替换了真的历史人格。
真的历史里，张敞可能不仅是个孝子，也是个渴望转变父权制度的激进者；卫青霍去病可能只是个一般/平平的将领，未必确实那么“骁勇”于“义”。便，《汉书》成书后，流传得挺广，但也故此形成了争议。
后来的史学家，比如宋代司马光，评价《汉书》时，就时常提到它“叙事详赡，体例严谨”，但也隐约感觉到其中“独尊儒术”的痕迹忒重。
毕竟，一个真正有血有肉的史家，应当准历史人物去犯错，去背叛，去具有人性的复杂。班固却给了他们一个“完美”的模板。故此，当我们翻开《汉书》，看到的不只是是一部史书，还有一面镜子。它照出了儒家经学在汉代那一种极度的自信与排他，也照出了那位执笔人——班固，那个试图在混乱的帝国秩序中，用笔来划定界限、用名来立法的孤独身影。他写得好，写出了一种不容置疑的庄严；但他写得笨，写出了一些真历史中并不存有的温情与逻辑。
这种矛盾，正是《汉书》最迷人的地方，也是它作为“史家”与“经学大家”双重身份交织最真的写照。在那段文字的流转间，我们看到的，不只是一个汉代的王朝，而是一个被精心包装的、供人观演的帝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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